1984年4月初，我离开生活了4个月之久的博帕德，乘火车前往西部的不伦瑞克市。到达的当天晚上，好几个在不伦瑞克工大学习的年轻学生来看我，这些年轻学生是国家从考上大学和考上研究生的学生中选拔出来的。从他们处了解到，在不伦瑞克学习和进修的中国人有近百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得到博士学位。而在亚堔工大，已有三十多个中国人获得了博士学位，包括路涌祥、王大中、韦鈺等，路涌祥和王大中后来曾分别任过中国科学院院长和清华大学校长。这些年轻学生在不伦瑞克工大已经呆了1-2年，对大学的情况比较了解。他们听说我是到温格尔教授手下，大为吃惊，对我说：“温格尔教授这个人非常不近人情，对手下的人厉害得很，也刻薄得很，手下的人见到他就像耗子见到猫。”听了这一番话后，我真是像被一桶冷水从头浇到了脚，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们走后，我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后悔，因为就在几天前，在歌德语言学院时，我收到波鸿工大高频技术研究所所长塞伟祍教授的信，同意我到他们研究所进修。我给他回信说，我已决定去不伦瑞克工大了。早知如此，我真不该来这儿，应该去塞伟祍教授处。第二天是星期六，我也没有心思到外面去看看，匆匆忙忙又给塞伟祍教授写了一封信，说经过再三考虑，我还是决定到他那儿去，不留在不伦瑞克工大了。我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在不伦瑞克市的第一个周末。
由于不知道塞伟祍教授是否还会接受我，所以，在星期一，我还是全副正装去见温格尔教授。秘书通报后，温格尔教授很快就出来了，把我接进他的办公室。向我进行了简短问候后，马上就进入了主题。由于是第一次见温格尔教授，我的心情比较紧张，加上德语听力还很差，对温格尔教授讲的也只能是边听边猜，不过，还是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温格尔教授说，他知道我以前对非圆介质波导的传播特性进行过研究，所以，他建议我对三包层色散扁平单模光纤的微弯损耗和色散特性进行研究。谈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我估计，温格尔教授肯定对我糟糕的德语水平感到很失望。谈话结束后，温格尔教授安排人带我参观研究所，并借此机会将我介绍给研究所的其他人。
在德国有两种类型的大学，一种是专科大学(FH)，学制一般是5年左右，没有资格授予博士学位，毕业生相当于国内的大学生；另一种是综合性大学(Universität)，学制一般是6年或以上，毕业生相当于国内的硕士。不伦瑞克工大、亚堔工大、波鸿工大等都是属于后者。德国的综合性大学一般是由各个不同的研究所组成的，虽然也有系，但只是一个松散的机构。研究所通常有三个不同级别的教授。不伦瑞克工大高频所也有三个教授，分别从事光纤通信、微波和半导体技术的研究，每个教授都带有几个博士生。与国内和美国大学不同，在德国大学，博士生不再是学生，而是教授聘用的工程师，工资很高，相当于毕业后的工程师工资。在德国要拿到博士学位并不容易，一般要花5-6年的时间，不过，德国的博士学位在世界上还是声誉挺高的。不伦瑞克工大高频所的条件很好，实验室设备一流，还有两个具有精密加工能力的车间。令我更为惊奇的是，高频所竟然还有一套试制和生产光纤预制棒的设备以及一个拉制光纤的拉丝塔，据说，在1980年曾试制出在欧洲衰耗最低的多模光纤。
在高频所工作几天后，我收到波鸿工大塞伟祍教授的回信，信中说，他猜想我是在温格尔教授手下，如果我要改去他那儿，一定要事先向温格尔教授解释清楚。不过，这时我又改变了主意。在温格尔教授这儿呆了几天后，我发现温格尔教授并不是像外面传说的那样吓人，尽管研究所的德国同事的确很怕他，不过，他对中国好像有特别的兴趣和好感，对我也很客气，尽管我当时的德语说得结结巴巴；同时，我也发现，所里汇集了来自德国和世界各地的精英，研究气氛十分浓厚。此外，我对温格尔教授建议的光纤研究课题也很感兴趣。于是，我很快就又给塞伟祍教授回了一封信，首先对他再次接受我表示感谢，同时告诉他，我最后决定还是留在温格尔教授处，对一再干扰他表示歉意。1年半后，由于在德国第一次申请读博士被拒，我不得不申请去其它地方读博士学位。在准备有关证书等材料时，研究所秘书将有关我的一个文件夹给了我，从该文件夹，我看到了提供给我奖学金的艾伯特基金会为联系我到温格尔教授处进修，与温格尔教授的来往信件。在文件夹中，我惊奇地发现了塞伟祍教授给我回信的副本。看来，当时塞伟祍教授在给我回信时，也同时将信的副本寄给了温格尔教授。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温格尔教授早就知道我曾想离开他，但是，他好像从来没有对我进行过报复或给我小鞋穿，看来，温格尔教授的心胸还是比较开阔的。通过这件事情，我得到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即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传闻，很多传说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在目前的网络时代，更是如此。
客观地说，在德国学习是很便宜的，多年后，我女儿从德国转到美国大学读书，我发现，在美国读大学的费用是在德国的3倍，甚至4倍。首先，在德国，从小学到大学都不收学费，对德国人是如此，对在德国学校的外国人也是如此。其次，德国政府对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都有补助，所以，价格都相对较便宜。例如，在学生食堂吃饭，当时最便宜的是1.4马克一份，如果不是学生，则要付2.8马克一份，对其它价格的饭菜也是如此，都要贵一倍。我曾经仔细观察过，德国人基本上都守规矩，外国人，包括国内来的，多数都不太守规矩。不少德国人尽管令人讨厌，但是，他们的遵纪守法确是值得学习。
最初，我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温格尔教授手下进修的。在德国期间，我的硕士导师林为干院士对我很关心，多次写信给我，一方面，要我抓紧这难得的机会，多学一些东西；另一方面，明确向我提出，要我在温格尔教授处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其实，到温格尔教授处后，我一直有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但是，温格尔教授在德国是大名鼎鼎的教授，以要求严格著称，手下汇集的都是当时德国的一些精英，我很担心，他是否会同意我攻读博士学位？另外，我是由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提供奖学金的，为期两年，两年后就没有经济来源了，在温格尔教授处，两年是根本拿不到博士学位的。因此，我虽然有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但是，一直有些胆怯，一直在犹豫。林先生的来信对我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同时也给了我很大鼓励，提高了我的自信心。在高频所工作了1年后，我终于鼓起了勇气，正式向温格尔教授提出，希望攻读博士学位。在这一年中，我与温格尔教授一起在德国一流科技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这三篇文章大概也增加了我提出的勇气。温格尔教授接到我的申请后说，考虑一下再答复我。一个星期后温格尔教授说，由于经费问题，不同意我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我真是失望至极。我估计，温格尔教授之所以拒绝我攻读博士学位，经费自然是原因之一。如前所述，在德国，博士生的工资是很高的，温格尔教授虽然是名教授，但要马上找到这样多的钱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不过，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温格尔教授对我的能力还不是很放心，担心我达不到他所要求的博士水准。尽管在温格尔教授处攻读博士学位暂时是无望了，但是，来自林先生的巨大压力早已促使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无论是在温格尔教授处，还是在其它地方，于是，我又将目光转向了美国和加拿大。事情往往是这样，一件事情能否成功，除了运气和机会外，经常是取决于一个人能否下定决心，能否坚持最后五分钟。如果没有来自林先生的压力和鼓励，很可能我早就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
(作者：杨日胜博士 中天科技集团董事长代表）
